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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拒诊挡箭牌：不具备诊疗条件，请转诊
没有政策规定一定要让艾滋病感染者到传染病医院就诊，为了保证安全，这些是业内的习惯性做法。
“不具备诊疗条件”，成了不少综合医院推诿或者拒绝诊治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感染者的理由。
和任何人谈自己的经历之前，36岁的小键（化名）都会事先强调两组数据：艾滋病毒载量小于20copies/mL，免疫细胞CD4为441/μL。这就像某种身份验证，希望这两组数据能为他赢得信任与尊重。
其中，前者是检测仪器的最小精度，这证明他血液内的病毒已经无法被检测出来，血液不具备明显的传染性；而后者是人体免疫系统的重要指标，证明他的免疫功能已经接近正常人的500-1000/μL。
在艾滋病感染者中，不同于病毒已发作、免疫力低下的艾滋病人，小键只是病毒“携带者”，基本与常人无异。
但巨块型肝癌来得出其不意。问诊时，当小键向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医生坦言自己艾滋病感染者的身份时，本应交给住院部的住院单被问诊医生收回，“尽早手术”的医嘱变成了“还需沟通”。
2006年3月1日，国务院发布了《艾滋病防治条例》，明确指出医疗机构不得因就诊的病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推诿或者拒绝对其其他疾病进行治疗。
然而，十年过去，类似小键同样就医被拒的HIV携带者并不少见。
一切只为活下去
这是一个美梦破碎的故事。
小键在微博上披露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被“拒诊”的遭遇是2015年11月18日晚。他还晒出了一张“奖状”：2014年底，这家医院曾因“在职业安全健康工作中取得优异成绩”受到了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署的表彰。
发出微博的第二天下午，小键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透露，立刻住院的请求被拒绝后，他回家等了两天仍无消息，于是再次前往医院。他被医生告知，因为手术团队的其他十多名医生、护士的抵触情绪强烈，手术“阻力很大”。
“恐艾”阴云笼罩下，艾滋病感染者就医受阻屡见不鲜。2012年，艾滋病感染者晓峰（化名）在就医遭拒后更改病历成功接受肿瘤手术，在全国引起了巨大争议。随后晓峰以“侵犯一般人格权”为由将拒诊医院诉至法院，虽然诉求最终遭驳回，但此案被视作我国首例艾滋病感染者就医歧视诉讼案。
然而，小键说，他并不希望将此事诉诸法律，只是想通过网络曝光，得到与医院对话的机会。随着社交网络上的热议逐渐发酵，19日晚上，小键终于等来了医院主动打来的电话。
也是在这天晚上，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发给了南方周末记者一份《关于艾滋病病毒携带者x某在湘雅医院就诊的情况说明》（以下简称“情况说明”），其中描述的事情经过与小键的表述并无太多出入，但强调了“接诊医生告知患者，医院愿意收治。”
情况说明还写道：“治病救人是医护人员的天职，湘雅医院一直严格按国家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收治各类患者，严格执行国务院《艾滋病防治条例》，从未歧视艾滋病病人”。
与医院沟通后，小键表示获得了医院“尽快安排病床”的口头同意。
20日下午，小键如愿办理了住院手续。医院的行为与违法擦边而过，而小键最终选择私了是一种智慧的做法。在这之前，早有人用实践证明，与医院“死磕”最终只会两败俱伤，甚至失去治疗的机会。
2015年4月，自称艾滋病感染者的网友“l-1001”发微博称，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骨科就诊时，医生原本开了入院证明让其手术，而在得知其是HIV感染者后，又认为没必要手术，建议继续观察。此事经媒体曝光后，引发舆论关注，然而到现在，这位感染者依然没能就诊。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景军认为，和许多患者一样，因为害怕得不到所期待的治疗，小键才不敢用法律途径与医院对抗。
外聘专家手术，增加患者负担
小键的成功只是特例，更多艾滋病感染者在就诊时，会被综合医院建议前往传染病专科医院进行诊疗。
然而，传染病专科医院并不如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如果不具备患者所诉求诊疗的疾病科室，就需要外聘专家进行合作。这样无形中增加了患者的医疗成本。
2015年初，为了做一个普通的肛瘘手术，北京的艾滋病感染者李兰（化名）跑了三家医院。当他在肠科专科医院北京二龙路医院办理入院手续时，因坦言艾滋病毒携带者的身份，而被以“没有手术室”为由拒绝，并建议他到艾滋病定点专科医院——北京佑安医院问诊。
但佑安医院并没有能为李兰进行手术的肛肠科，经过医生建议，李兰又去了北京丰益肛肠医院，最后，外聘一位“爱心大使”去佑安医院提供的手术室为他进行了手术。
手术十几分钟就完成了，李兰却为此折腾了好几周。本来在二龙路医院住院2000元即可搞定的手术，他还多花费了外聘专家的出诊费、几家不同医院重复缴纳的检查费用，共计6000余元。
“虽然多花了钱，但是挺感激他的，起码还有人愿意为我们做手术。”李兰说。
然而，对于专业性较强的大型手术，过程就不会这么简单。2015年初，在北京大兴区一家专科医院等待骨科矫正手术时，独行（化名）被查出艾滋病毒抗体阳性，随后他被主治医生要求出院，前往传染病专科医院治疗。然而，由于全国只有少数几家医院掌握此类矫正手术技术，因此外聘专家十分困难。
等待的过程让独行感到很痛苦。“不敢维权，怕得罪医生不给做手术，但是又不能眼看着手术搁浅吧。”
北京一位传染病专科医院的医务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并没有政策规定一定要让艾滋病感染者到传染病医院就诊，“为了保证安全，这些是业内的习惯性做法”。
2012年底，原卫生部发布《关于加强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感染者医疗服务工作的通知》，指出医疗机构要严格落实首诊（问）负责制。各医疗机构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或者拒绝诊治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感染者，不具备诊疗条件的医院应及时转诊患者。
11月26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艾中心党委书记韩孟杰在接受卫计委网站在线访谈时指出，截止到2015年10月底，我国艾滋病现存活感染人数超过57万。
据了解，在这些感染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从未进行过抗病毒治疗，传染性较强，而一些综合医院为了避免风险，就把艾滋病感染者普遍转诊去传染病医院，理由大部分为艾滋病属于传染病，综合医院不具备诊疗条件。
据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副主任张彤介绍，艾滋病感染者前往传染病专科医院问诊时，医生首先会对其体内艾滋病毒水平进行检查，如果病毒控制得当，免疫力水平健康，将安排相关科室或外聘专家进行手术，而对于身体状况不理想的患者，则会先建议进行抗病毒治疗。
而说起手术室和病房是否有特别之处，张彤表示“没什么特别”，他指出医院的手术室、隔离服、所用的手术器材也是通用的，而手术室消毒规范也与其他三甲医院并无二致，“HIV病毒不那么顽固，只要注意消毒规范就可以了”。
医生也难自保
面对难以治愈的病毒，医生们也希望有完全安全的救治环境。
路白（化名）还记得下手术台后那种浑身冷汗的感觉，作为一家著名三甲综合医院的外科医生，两年前，他参与了一场为艾滋病感染者进行的胃大部切除术。
不过，在带领手术的“德高望重的老教授”面前，路白和其他年轻医生只能把恐惧埋在心里。“每个人都戴了两层手套，这对外科大夫来说是很影响手感的，但也就是个心理安慰。”据他回忆，大家术后摘了手套，刷手刷好几遍。
路白隔壁医院的一位师兄就没那么幸运，他在术中被割了手，术后才发现对方是艾滋病感染者。幸运的是两周后检测出并未感染。“我至今忘不了师兄等待结果的时候那种万念俱灰的样子。”
路白和师兄面对的这些情况，在医疗卫生界被称作职业暴露。2004年，原卫生部印发了《医务人员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防护工作指导原则（试行）》（下称《指导原则》），其中对艾滋病职业暴露从预防、职业暴露后的处理措施到登记和报告都有详细规定。
然而，在传染病专科医院之外的医疗机构，医护人员对这些应对机制并不熟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2医院肝病科副主任医师姜天俊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是因为《指导原则》只是一份指导性文件，不具有强制力，仅供参考。
姜认为，对于艾滋病职业暴露，一些医疗机构没有做完善的应急预案，没有操作性强的处置流程、处置方法，这也是导致其拒绝接收艾滋病感染者就医的原因。“我去过很多全国基层医院讲课，顺便问了很多这种情况，但是很多医务人员并不知道如何应对职业暴露，他们甚至不知道有艾滋病阻断药物。”他说。
据了解，阻断药物最好在发生职业暴露后几小时内服用，目前国内常用的预防性药物是齐多夫定与拉米夫定复合药片，28天剂量的一盒售价不到2000元。这些药物可以在当地疾控中心或传染病专科医院购买。
前来找姜天俊咨询的医护人员，多半为“阻断”而来。他们的来源也多集中在骨科、普外科、口腔科、急诊急救中心。
据介绍，急诊科或急救中心是职业暴露的高发地，因为抢救病人之前，一般没有时间进行化验，而在病人性命攸关的时刻，也不会拒诊。
2008年底，有一位急救人员在抢救过程中被病人的血液污染了手和脸。“这个急救人员说，得知病人血液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后，他三天没有好好睡过。”姜天俊说，经询问发现，这位急救人员被血液污染的手和脸并没有破损。后来，这位同行吃了28天的阻断药物。最后检测发现，他并没有感染。
即使有阻断药物，危险对于一线医护人员来说仍是“防不胜防”。卢然（化名）是上海某三甲医院的规培阶段在职专硕生，已经在医院的急诊室待了2年。“专科医生找个借口不给传染病病人做手术是很可能的。”
在患者命悬一线的时刻，“医生能做的只有接外伤病人的时候手套口罩戴好，事后如果有风险就自己去检测和阻断，如果患者隐瞒艾滋病病情，的确会有医疗风险。”卢然说。
而对于专科医生拒绝给艾滋病感染者做手术，她也认为，这是出于医生和患者双方的安全考虑。“艾滋病这样的免疫类疾病属于手术的禁忌症，实施手术造成的感染很可能引发比原发症更严重的后果。
另外，医疗人员在实施救助行为时，要保障自我的安全，这是无可厚非的。”
怎样才让医院不拒诊？
与艾滋病打交道二十多年，姜天俊早已对其“脱敏”。他也曾在艾滋病阳性率达到3.8%的非洲国家执行任务，当地手术条件简陋，职业暴露频发，但因为带有预防用药，几个月期间，中国医疗团队无人感染。
“之所以害怕是因为不了解，这就像打仗，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他说。
距离中国境内出现第一例艾滋病感染者已过去30年，但姜天俊发现，一些医护人员对“艾滋病”的抵触和无知依然严重。而一些媒体也总喜欢渲染艾滋病的不可治性和致死性。实际上，“艾滋病现在已经被当做慢性病来治了”。
如今，在302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的五百多名艾滋病感染者中，病毒含量被控制到仪器检测精度以下，且免疫机能基本恢复正常的达到了90%以上。
然而，在大多数人心里，艾滋病仍然是可怕的超级病毒。姜天俊说甚至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转诊一些病人时，如果其诊断书上不写“艾滋病”，而是写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他们将不会受到歧视，“有的医生不会把他们的情况和艾滋病联系起来”。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艾中心治疗室主任张福杰曾公开表示，艾滋病感染者确实遇到了就医难的问题，但随着医疗制度的进步和人们观念的改变，这一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
“为了保障传染病人的就医权利，国家出台了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另外，传染病医院会逐渐向综合医院转型和发展，可以提供更多的其他保护，而综合大型医院，现在也应为艾滋病感染者提供各种各样的手术。”张福杰说。
面对政策无法推行的困境，景军给了另一个思路，那就是从民间入手，对医护人员进行宣传教育，改变他们对艾滋病的刻板观念。
他指出，实际上医护人员对艾滋病感染者除了恐惧，还有歧视。“一想到艾滋病，很多人就想到吸毒、卖淫或者同性恋，医生也不例外。”
“现在已经有一些民间组织，义务向医护人员普及安全防护知识，动员他们给艾滋病感染者做手术，但是这还不够，我们还要对医护人员进行仁慈教育，让他们发挥人道主义精神。”
艾滋病母婴阻断方面取得的进展印证了他的说法。国家卫计委2015年9月发布的中国“预防艾滋病、梅毒以及乙肝母婴传播”项目工作进展报告中显示，在过去十年里，中国的艾滋病母婴传播率显著下降，十年间的降幅高达80%。
情况确实在越来越好。在百度“HIV吧”中，一些艾滋病感染者根据就诊经历，总结了一份“全国不会拒诊的医院”名单，总数有几十家。
接纳小键提供治疗的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就在名单中。入院后，小键在微博中写道：“这里有（我）见过最好的护士长和医生。护士们没有让我觉得被看不起，就和平常人一样对我。”
小键在微博中透露，医生为他进行了“全院大会诊”，但病情评估结果并不乐观，手术切除后复发率并不低。
经历了“拒诊”风波后，小键将在本周接受肝癌切除手术，毕竟，这才是性命攸关的事儿。
作者：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苑苏文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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